撰写《新编相对四言》
天地万物，是一切文明的基础，人作为万物之灵，是文明的创造者。
人与天地万物的交互，人与人的交流，产生了信息、语言与文字。
天地万物、社会协作是信息的源头，语言与文字是信息的载体与工具。
以时空为坐标，华夏族群通过语言文字建立起了信息宇宙的坐标系，构筑了映射天地万物的信息世界。
《文心雕龙 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文字是怎么来的呢？
抽取天地万物独有之象，为天地命名。
圆为日之象，弦为月之象，水为流动之象，火为升腾之象。
“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易理不仅适用于卦象系统，也适用于文字系统，它们有着共同的逻辑基础。
惟其简易，方能事半功倍，广为应用；惟其变易，方能因化成变，应物无穷；惟其不易，方能映射天地，不失根本。
文字是对万物的抽象，因为万物之象锚定天地万物，自然能在概念的层面上构建一个信息宇宙。
语言与文字最大的区别是前者用声音承载信息，而后者通过物象与结构来呈现信息。
声音受限于时间，而物象则可以穿透时间与空间。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广袤的神州大地，更是发展出充满地域特点的众多方言，直到今天，语言的不同步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障碍。
文字的出现，让更大区域内的人群实现信息的数据共享、优化与传承，大大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粮食自然不会凭空而降，有了文字，就能更好的掌握节气变化的规律，依照农时安排农业生产，这必然带来产量剧增的农业效率革命，人类掌握了农业技术，后稷神的香火就少了。
天雨粟式的农业效率革命，是测定历法的天文学革命、疏通河渠的水利革命、传承经验的信息革命共同加成的结果。
在现有的人类文字当中，汉语的信息密度是最大的。
汉语的信息密度与产生汉字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人口密度、技术密度与社会协作密度共同成就了汉语的信息密度。
为什么游牧民族难以产生原生的文字？地广人稀、低技术条件、低协作程度的社会没有那么多的信息需求。简单的语音基本上已能满足其生产生活的全部需求。
打开字典，看看有多少王字旁，车字旁、马字旁的汉字，这些汉字大多产生于先秦时期。王字旁对应的是玉石文化的技术体系，车马对应的是机械制造与养殖驯化技术体系，从先秦车马各部件的命名方式与标准化程度，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化协作水平。
有了象形文字的锚定，借助声调变化与词语的组合，汉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信息密度，这是单纯记录声音的字母语言所无法实现的。
汉语对抽象事物的命名方式也能说明华夏文明的现实基础。中国人说色彩的时候，喜欢用形容词锁定信息，雪白，鹅黄、茄紫、柳绿、天青。在白的颜色中又有雪白、玉白、米白、珍珠白、月白等层次丰富的细分颜色 。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通过锚定具体的物象，来获得相对确定的结果。
华夏文明的尺矩同样来自天地自然，累黍成尺，矩尺为量，度升为衡。
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
在辽阔的北方草原，匈奴、契丹、西夏、金、蒙古为什么没能形成前后传承的文字？
很多人认为是这些少数民族族群不同所致，其实这并非根本原因。北方草原虽然政权主体不同，但这片草原上兴衰的马背民族，多半只是在历史的潮流中变换了旗帜，人还是那些人，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也一脉相承。
真正的原因是文明的维度，文明的维度决定了其文明的附生性。
匈奴王的金印上刻的是汉字，契丹和西夏的文字是仿照汉字而创制的。
这些国家的文化系统是作为政权冠冕，而非教化民众而存在的。加上其文字仿自汉字，而非锚定天地的人之伪作。既无天地之根，又无日常之用，只是作为政权系统的一部分，所以当政权瓦解，其所创制的文字也就烟消云散了。鲜卑则更加激进，它用全面汉化的方式融入先进文明。
从唐阎立本《职贡图》各藩属国的装饰与贡品上，我们不难判断华夏周边文明的成色。
西方的字母文字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未解之谜与奇观。
它几乎在大航海时代一夜就成了代表人类文明的“先进”语言。
不锚定天地万物的表音语言是如何发展出自己的技术体系的呢？透过西方字母文字，我们仍能从中发现很多抹不掉的搬运痕迹。
在蒙元灭亡阿拉伯帝国之前，由于远离文明中心，西方社会的文明水平远低于匈奴、契丹与蒙古，愚昧黑暗的中世纪是他们社会生活的常态。
若非如此，以西方侵掠成性的文明底色，就不应该是蒙古借助华夏文化的技术人才、技术成果一路向西，而是大航海殖民时代的提前上演。
在14世纪，西班牙还是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地，而到了16世纪，西班牙已然成了大航海的主角。西方以技术主导的文明维度是如何陡然提升的呢？
历史总会出现很多相似的场景，而这些相似场景背后却是水向低处流，文明传播的一般规律。
光武帝赐“汉倭奴国王金印”，揭开了文明东传的官方历史。到了唐朝，日本更是派“遣唐使”全面学习华包括文字、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华夏文明。
蒙元完成亚洲大陆的统一之后，笼络一众欧洲小邦以巩固统治，在这一过程擢拔了一些当地的贵族，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人物，一个是马克波罗，一个是爱薛。后者在元廷被忽必列任命为西域星历、医药二司的主事，后来做到平章政事这样的宰相之位。他死后被元廷追封为拂林王，由此看来，地处小亚细亚的拂林，当时是蒙元的辖地。
在蒙元的四等人制度下，引入外部势力巩固反动统治是常有的事。这个爱薛是后来欧洲天主教发展壮大关键的奠基人物。其人对欧洲的贡献在于，以华夏技术文明与制度文明为母本，完成了部分华夏文化的编译工作，为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制”奠定了基础。
以蒙元时代东西方交流为契机，欧洲字母语言获得了以汉语典籍为锚，为天地万物命名的信息母版。这使得其在一开始就能站在文明巨人的肩膀上，进行系统性的文字转录与建构。
字母文字高速成长期，则发生在明代中后期，这一次，天主教廷派出了以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为代表的遣明使。这时，实行种族压迫的蒙元政权早已不复存在，不甘于被皇权统治的官僚资本集团看到了这些外部势力的价值，为了各自的目的，大明官僚利益集团与传教士迅速勾连到一起。
然后就有了华夏文明成果变成传教士的作品，比如王徵的《远西奇器图说》，比如利类斯的《进鹰呈论》，比如荣格的《金花的秘密》。
到了满清，神州陆沉，华夏文明被系统性毁禁删除，传统知识分子失去了精神家园。此时欧洲天主教会在东方的活动更加积极，他们吸收一些失去了家国观念的知识分子，并把他们带回欧洲。这些人以沈福宗（1657-1692，路易十四的顾问，法国东方学会顾问，牛津大学文献学奠基人，较早将儒家经典与诸子作品翻译成拉丁文，并向罗马教廷捐赠了一批华夏典籍，这批典籍后被收入梵蒂冈图书馆。他还把包括《字汇》、《海篇》等辞书在内的书籍送给牛津大学） ；黄嘉略（1679-1716,第一部法汉字典总编、巴黎皇家图书馆馆长，孟德斯鸠的启蒙老师）；樊守义（1682-1735，梵蒂冈教皇亲自册封的神父，在梵蒂冈工作9年，后接任康熙的拉丁语翻译，著有《审鉴录》）；丁敦龄，编纂《汉法字典》，用法语进行戏剧创作，成为名动法国的剧作家，等为代表，成为鉴真式的文化西传者，把华夏典籍介绍到了欧洲宫廷，成为近代欧洲编订字典、百科全书等文化工程的中坚力量。
2002年第4期《中国科技史料》 第23卷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德国柏林理工大学哲学系的李文潮先生，内容是莱布尼斯1691—1692年间写给在华传教士闵明我的信，在两封通信中，莱布尼茨两次表达了关于语言的想法，他认为：“欧洲与亚洲的所有语言似乎来自于同一个母语。” “我不怀疑传信部（负责海外传教事务的机构）坚信特别是将中国语言移植给我们是其责任之一。”在信中莱布尼茨还建议收集中国所有各类书籍，植物与植物种子，工具草图及模型以及所有值得有用的东西，都送到欧洲来，他甚至希望送些博学的中国人到欧洲，来学习他们的语言与事务。
从时间段看，莱布尼茨与欧洲天主教廷的想法是一致的，与上面提到的沈宗福等人在欧洲的活动时间是契合的。从信件所透露的信息稍稍延伸，达芬奇的神秘草图也就找到了答案。有人或许会拿时间对不上说事，但请记住，莱布尼茨并不是第一个有担囊负匮之意的欧洲人，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而在创作历史方面，倒放历史是西方人惯用的伎俩。
早期西方字母文字转录汉语，多带有南方地域特色，主要是这些地方自唐代起就是中外交流的活跃区域，在宋明成了海外走私贸易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大批汉人船员扬帆四海，把汉语传遍所到之处。同时来自中东与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与传教士出于各自的目的学习汉语，这种学习催生了一批“功夫kongfu”式的新词语。满清设立十三行，南方成了西方传教士窃取华夏文明成果的批发市场。
在中西交往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带有历史传承与地方特色的词语成了英语的发音。比如台风”typhoon”，它是粤语“大风”的发音。比如漏刻”clock”，这是华夏民族从周代就开始使用的计时器具。
西方语言呈现出母本语言的地域特点，是历史与环境塑造的结果，也是双方实力的体现。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取得全球殖民霸权之后，借助殖民地政府的国家机器，汉语拼音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了全国通用语言系统的组成部分。
不仅能从语音看到英语与汉语的内在联系，在具体应用上也能发现端倪。很多人对英语数字单词的表达很是困惑，因为它不完全是十进制，也不是十二进制，用起来很不方便。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英语形成时期对统计的需求并不大。英语使用者一直未能处理好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的关系，他们对于记月的需求比计数要大些。于是出现了英语数字单词11、12的独立表达与十进制的怪异组合，这或许是适合他们当时发展水平的信息效率综合考虑。
虽然字母文字的一些词根也锚定了相应的含义，但其主要还是记音工具。字母文字音义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天地万物的映射，而是脱离天地万物，人为的“强为之名”。正如低维度文明也可以积累出一定数量的信息符号来实现简单社会生活交流的需要。但其无法实现高文明维度下技术密度、社会协作密度所需的信息密度。在这种情况下，它惟一能做的，就是以高维度文明的语言为母本，用字母符号系统转录出一套技术性语言体系，以适应更高的文明维度，这也是为什么技术性字母语言体系中经常出现汉语读音的原因。汉语以天地万物为根，字母语言以汉字为锚，在一定程度上，它间接实现了对天地万物的锚定。
出于殖民霸权的需要，字母语言不会承认其技术语言转录自汉语的事实，并在确立霸权之后切断甚至反向定义两者的关系。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汉语拼音化运动，越南朝鲜的去汉字运动，就是这股殖民地文化影响力的体现。为什么今天我们觉得拼音与汉字能结合的这么好，因为它原本就是以汉语为母本，转录字母文字过程的逆向倒灌。这也是一段历史的倒带，策划剪辑的巧妙，播放起来足可以假乱真。
西方文明的风险在哪里呢？在记音的字母文字这里，连接名与实的，不是象，而是音。失真的风险随时存在，记音字母的破碎组合，其意义不取决于字母呈现出来的天地万物之象，这是字母文字无法实现的任务，它的意义只能取决于命名，取决于对高维度文明的锚定。
脱离了象，理论上26个字母的随机组合都能代指不同的概念。字母文字的逻辑基础并不稳固，没有实与象的映射，概念命名表现出很强的乱序或者无序。这是它的结构性缺陷。作为从属文明或者次生文明，它还可以以先进文明为锚，用转录的方式避免这种结构性缺陷。一旦它把自己命名为文明世界的领导者，断开与先进文明的锚定，信息乱序的缺陷就再也无从避免。
今天我们阅读《考工记》、《新仪象法要》，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造成理解的困惑，因为汉字锚定的是天地万物，不是脱离天地万物的人为命名。今天西化的技术专著，每一天都在制造新的概念，堆积新的信息泡沫，极大的降低了有效信息密度与社会协作效率。有物理学家表示，如果不定期浏览最新的研究论文，几年内就很难跟上研究节奏。
无法独立构建复杂信息系统，是字母文字的结构性缺陷。面对几何级增长的信息生产的时候，失真与臃肿的并发症会把字母文字逼向绝境。
在现代物理学领域，有一个重要的概念——“以太”，西方把这个概念的命名权给了虚无缥缈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以太，也称乙太。看明白没，以太、乙太，太乙，太一，太易。
《列子 天瑞》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
一群人类精英研究来研究去，无论从概念还是宇宙模型上，都没有突破先秦的认知水平。何以如此呢，还是文明维度的问题，文明本源的问题。西方宗教神学式的科学信仰、机械僵化的研究方式已限定了其所能到达的天花板。
割裂天地的科学神教，在转录了真正的文明成果之后，它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真正的天地万物，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奴役全球的科学神教，臃肿失序的字母文字，机械割裂的研究方式，都成了西方文明前行的负累，自视为光芒四射的王冠，实则为固步自封的锁链。
从文字原理的角度来看，字母文字与使用字母文字的族群是承担不起领导人类文明责任的。
唐代杨良瑶下西洋乘坐的浮海大舟，明代出现的蒸汽机与汽车。都是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结晶。现在工业中千万个零件组装的飞机汽车，也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始皇帝统一六国的战车，大明测绘全球的巨舰船队，都是社会化协作大工业的表现形式，而这种社会化协作在华夏已有数千年历史，中国才是现代工业的真正源头。
很多人把计算机和互联网看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这实在是历史透视造成近大远小的错觉。比这更伟大的信息革命，在华夏文明史上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结绳、文字、甲骨、竹简，造纸，印刷，驿站……每一项发明带来的效率革命，都不会比今天计算机和互联网小到哪里。
计算机与互联网成功的基础是二进制，这正是阴阳理论在编码过程中的具体应用，而现代计算机并非是最早编程的机器，汉代广泛应用的提花机才是，它的经纬就是0与1，它织出的带有图案的布匹就是显示屏幕。
在现代计算机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两位华人，王安与朱传榘，前者运用开关原理发明了存储器，后者运用开关原理发明了逻辑电路。通过电路的启闭改变能量状态，形成信息流，本质上是阴阳两仪转化，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具体应用。为什么是两位华人完成这些核心性的工作，多少与华夏传统的宇宙模型与信息理论是分不开的。
同样鲜为人知，美国的波音之父是华人王助，民兵导弹之父是钱学森的清华同学林烨。虽然教科书上把莱特兄弟命名为飞机的发明者，把瓦特命名为蒸汽机的改良者，但在中国的典籍中从来都不缺少载人飞行器、化学能飞行器的记载。
2018年10月18日，奥迪英戈尔施塔特孔子学院中德历史研究项目丛书的第一本书籍出版，书名为《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汽车》。戈尔德？特莱菲尔博士研究发现，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于1676-1678年间，在北京发明了蒸汽四轮汽车。从这些名为传教士实为科技间谍一向的行径来看，汽车显然不是南怀仁发明的，他不过是在得到明代官方技术资料与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复原了这部汽车，这部汽车或许原本就是明人的遗作。
在冶金技术领域，直到洛克菲勒建立钢铁工业的年代，美国还从中国大量寻找技术人员来改善钢铁质量。
早在始皇帝时期，华夏已经实现了轨道交通的大规模应用。以明代的工业水平与技术能力，汽车都能造出来了，蒸汽机车，很难么？现在你还认为，以火车、铁路、汽车为代表的近现代文明，真的是西方人的原创成果？经历了后面300年文明黑洞，明代的历史早已面目全非，只能零星地看到被涂改得不成样子的历史碎片。
殖民地文化教育的结果是真相被深深掩埋，在列强看来，垄断技术文明主权是其获得世界统治权的合法性基础。如果把真相告诉中国人，他们还会安分地做奴隶么？
也许又有人要说了，承认西方文明优秀有那么难么？问题不在于承认所谓的西方文明，问题在于社会文明发展的规律。西方文明，它的文化内核是什么，它的合理性基础在哪里，在西方崛起过程中华人与华夏文明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它的前途又在哪里？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反问一句，承认华夏文明，承认华夏民族优秀有那么难么？
西方用字母符号编纂语言学，把建立在华夏语言坐标系上的西方文字宗教化，并在全球范围内作为殖民地工具推行，西方文明是唯一的真理，你不可以信别的神。汉字拼音化，英语主课化，就是这一过程的具体体现。
西方字母文明是一定文明阶段的历史产物，由于其脱离天地万物之根，抛弃汉语之锚，使其面临失真、失序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应对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爆炸，必然会造成系统的臃肿与不同系统的信息割裂，这是已经发生并在不断恶化的现实。
汝有田舍翁，家资殷盛，而累世不识”之””乎”。一岁，聘楚士训其子，楚士始训之搦管临朱，书一画，训曰”一”字；书二画，训曰”二”字；书三画，训曰”三”字。其子辄欣欣然，掷笔归告其父曰：”儿得矣，儿得矣；可无烦先生矣，重费馆谷也，请谢去。”其父喜，从之，具币谢遣楚士。
逾时，其父拟征召姻友萬氏姓者饮，令子晨起治状，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字伙矣，奈何姓萬，自晨至今，才完五百画也。”
“萬”字，取雌蝎负子之象，言其多也。
撒谎、欺骗、偷盗起家的西方文明，不从根本上理解文字的原理与作用，以为略通一二，便可通晓万物。如今已经败光家底连同利息，其最终的结果就和那个刚学了点皮毛，就急不可耐地辞退老师的学字童子一样。一旦让他付诸实践，只会机械地堆砌低维信息碎片。
这正是西方文明的悲哀，也是字母文字不堪自累的未来。